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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经济开发

时间:2019-11-08 13:42:00作者:匿名 阅读:4028

内容简介:  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对西北经济的开发主要分为抗战全面爆发前与全面抗战时期两个阶段,其动力皆来自于日益严重的危机——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为了救亡图存,早日取得战争胜利

国民政府时期,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西北经济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期间。其动力来自日益严重的危机----社会危机和国家危机。战前,中国西北地区最严重的社会危机是1928年至1933年的大旱。然而,在这一时期,特别是1931年9月18日以前,国民政府对西北的政策主要是为了缓解干旱,发展经济的实际措施很少。“9·18”事件后,外敌入侵愈演愈烈,民族危机愈演愈烈。为了应对这场危机,国民政府提出了“开发西北”的口号,并实施了一些措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危机。为了拯救国家免于灭绝,早日赢得战争,恢复统治区,国家政府只能在战争状态下对控制区的西南和西北地区进行有限的开发和建设。战争初期工厂的搬迁给后方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新力量,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外国军事压力略有缓解。这时,国共合作出现裂痕,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扎根的西北地区的关注迅速上升。滇缅公路被切断后,西北国际通道的重要性增加,西北的政治地位再次提升。由于国家政府的努力,新疆问题也得到解决,发展是不可避免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忙于战后的复员和接待,无暇顾及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内战正在肆虐。各种经济措施和计划只能让位于“更大”的政治,这实际上减慢了建设速度或完全停止了建设。

左唐宗

国民政府时期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项长期的、广泛的、多元化的、有效的、影响深远的活动,是由错综复杂的危机驱动的。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项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目的的角度来看,它不纯粹是一种经济活动,而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质。它主要表现为国家政府为应对危机和实现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更有效的发展。在发展活动的帮助下,国民政府实现了一系列政治目的: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水利建设等实际措施向西北人民提供救济,增强了西北人民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和信任,削弱了西北各省的离心力,增强了向心力,巩固了国力。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没有实现的西北“中央集权”的完成,使中央政府能够在边远地区宣传政治和宗教,加强对西北各省的控制,特别是新疆问题的解决,有效巩固了西北边防的安全,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将中国共产党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后方各省开展的水利修复、交通建设、农业推广、粮食增产等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力地支持了抗战。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调查研究加深了我们对西北地区的认识,为今后的进一步开发建设积累了资料。

对西北地区来说,虽然政治性质不是很明显,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存在博弈。西北各省和新疆省会不希望中央政府通过开发西北渗透到自己的管辖范围内。但是,由于中央的权威和实际需要,他们仍然表现出合作的意愿,以便向国家政府作出重大声明,实现自己的尝试,增强自己的实力。1933年7月中美签署“棉花小麦贷款合同”后,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林立即要求国家政府拨款500万元用于棉花小麦贷款,用于建设青生汽车公路、修复河源、湟水河流、建立煤炭工厂和建立电灯公司。请求未获批准后,青海南部边境地区驻军总部再次请求中央政府以建设青海南部边境公路的名义拨付棉花和小麦贷款1007020元(约占总额的5%)。然而,国家经济委员会认为,“拟建的路线,人口较少...似乎没有建筑价值”。陕西省政府还制定了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计划,如建设全省南北高速公路、建设渭南轻轨、开发韩城煤矿、种植农林、建立纺织厂、建立工业银行等。还有向中央政府借棉花和小麦的计划,但未获批准。这完全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利用西北地区的博弈。

左唐宗兰州机器编织局开始工作。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西北地区长期被忽视了。安史之乱后,随着唐朝的衰落和五代人的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北方各省的破坏,北方开始出现被忽视的现象。到了宋代,这一点更加明显。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社会来说,忽视水资源是最好的例子。纪赵鼎指出:“对于中国文化的发源地西北地区(特别是陕西),在过去的10个世纪里,经济一直在不断倒退。显然,这不能归咎于长期气候变化。与该地区经济衰退时期相对应,持续干旱的明显证据是不够的。对这种倒退的一个更可靠的解释似乎是,当时的统治集团开发了长江流域的肥沃地区,这些地区发挥了经济基础的作用,因此忽视了陕西省的灌溉,而陕西省并没有种植多少作物。”他接着指出,“宋朝以前,西北各地的农田水利工程仍在建设中。因此,他们的力量没有偏向南方。自宋代以来,西北地区的水利一直没有得到修复。而南圩大兴,所以北饶和南饶贫瘠炯非凡”。到明代,西北各省的水资源已经失修。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朝和民国初年。经济中心向南移动后,西北从中心到边缘,从先进到落后逐渐下降。

援助中国的物资通过甘肃运输线运送到抗日前线。

自近代海禁开放以来,东北、东南等地区都在外力的压迫下走上了现代化发展的道路,而西北地区由于缺乏外力、自然条件的限制、交通闭塞、教育落后等因素仍徘徊在停滞落后的阶段。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央政府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忽视,“国民社会通常对西北漠不关心”,只强调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地位。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西北经济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首先,左唐宗在自强运动中关注和发展了西北。左宗棠的西北之行和这一时期西北经济的发展,完全是由于西北的社会危机,即陕甘回民起义。平定民变后,左唐宗对西北交通、财税、农业、教育、矿业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管理和发展,而机械工业的发展明显反映了危机与发展的关系。兰州机器制造局是甘肃乃至西北现代工业史上的第一家企业。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兰州机器制造局从成立到不同时期的兴衰反映了西北地区的危机和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Xi安和兰州都是军工企业,其初衷是为左唐宗军队提供军事装备,从而从根本上缓解威胁清政府的危机。然而,随着危机的解除和左唐宗的离开,兰州机械制造局也停止了运营。

二是晚清新政时期。在此期间,建立工业已经成为全国的共识。陕西西北部、甘肃和新省也因地制宜,在石油开采、采矿和冶金、纺织、火柴和皮革加工等领域采取了新措施。例如,延长石油公司和独山子石油公司都是在新政时期成立的。邮电和交通也有了新的发展。然而,由于经济基础薄弱、资金短缺、人才匮乏、社会动荡等因素,再加上新政的时间很短,西北各省的现代化仍很难启动。彭英甲于清末从兰州机械制造局追回,但只得以维持。

第三是国民政府时期。兰州机器制造局曾在国民军时期收复,但时间很短。此后,它基本暂停,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这再次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并带来了新的活力。抗日战争时期,在蒋介石的干预下,制造局先后更名为甘肃机械厂和甘肃机械厂,“以满足西北地区的机械需求”。它主要生产蓬松的纺织机、小功率机器、水泵、鼓风机和各种机床,辅之以锅炉、起重机和其他常见的机器和工具。1941年,资源委员会与甘肃省政府联合运作。下半年,修理了4台锅炉、19台机床、5台普通机器和1276台各种工具。然而,由于机器过时,缺少仪器和书本测试等设备;订购设备运输困难;缺乏资金;熟练工人不容易找到。价格飞涨,生产成本无法控制。缺乏当地材料,无法在附近获得所需材料;市场萧条,没有大规模的新业务,成品销售不佳。这家工厂连续几年处于亏损状态,于1946年4月关闭。1947年复工后,它也是一个惨淡的行业,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它发展成为拥有5000多名员工的大型国有企业兰州通用机械厂。兰州机器制造局的演变轨迹反映了社会危机与西北经济发展的关系。

(作者汪荣华: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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